湖南广电与华为达成战略合作

一是扩大投资可以会加大对西部地区及农村的重大基础设施的投入。

其结果是，美元急剧贬值、中国物价快速上涨、欧盟小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1967年6月8日联邦议院通过《稳定与增长法》，同年6月13日公布并施行，其精髓是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总体调节理念：首先在联邦层面上，国家不再扮演一个家庭好父亲的角色，即在经济困难时节约、在经济景气时出手大方。

换言之，政府的职能并不仅限于保护市场的自由竞争，维护经济的稳定，且应在此基础上刺激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可以说这项政策用较小的成本,获取了很大的收益。迄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仍在正常发挥作用并在全世界获得极高声誉。各方的观点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主张：新自由主义方案和社会主义方案，它们在市场与计划之间分别代表了两种相对极端的观点。因此，在承认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各方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

第三，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当今德国施政策略和措施无不建立在二者之上，主要表现于尊重市场规律，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保护市场的有序状态。具体说，凡是涉及纳税人利益的重大事项，诸如征多少税，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用税等等涉税事宜，都必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

而且，也不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往往呈现的气象是，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并不是逐渐逼近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利总量的终极目的，而是距离这个终极目标越来越远。如果再加上税权使用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监督制约力量，这种制度下的税改，其任务就最为艰巨。无疑，整个税制将会背离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福利总量的终极目的。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千古不变的名言。如此看来，一切仅仅满足于税制规范层面技术要素变化的税改，其实距离真正的税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相反，不论一种税改方案的名义多么漂亮和动听，如果无助于实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福利总量的终极目的，它就不是所有纳税人共同期待的税改，就不是最优的税改。这将意味着，一种税制的结构就会失衡扭曲，基石便会松动。中国税改，当是目前世界上面临任务最最艰巨的国家之一。这点，如果我们看看连续十几年政府税收收入的超速增长上升就可略知一二。

因此，税改，如果在税权优化，特别是税权监督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的话，这种税改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它是保障征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公正分配的必要条件。看似年年有税改，但改革的结果，并不是不断扩大税权的民意基础，建立纳税者利益表达机制，也不是不断限制税权，加强税权的制衡与监督，更不是不断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福利总量。而且，一旦税权拥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其税权在使用过程也会被有效的监督和制衡，避免税权的滥用和作恶。

毋庸讳言，更多是一些枝节要素的微调而已，是一种朝三暮四式的扎势和作秀而已。失去这个主攻目标的税改，终归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或者是进两步退三步，只是根据官家的意志，通过朝三暮四式的所谓改革不断愚弄纳税者，悄悄地侵害大多数纳税者的利益。如果以此衡量当下中国的税改，确实令人忧心。

说穿了，如果没有制度基础的根本性转变，也就是政体的根本性转变，税权的优化与税权的实质性监督几乎不可能实现。相反，如果一个税改面临的税权民意基础虽未达到理想的境地，比如全体同意，但如果已经获得了大多数纳税人的同意，其税权优化和限制的任务就相对小些如果加上各级政府的其他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保守估计目前全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财力也会在十七八万亿元，甚至更高。摘要：预算法作为一种行政法规，实质是让各级政府官员在法律规则的正式约束下管好用好纳税人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按照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的论述，世上没有掌权者会自愿和主动地约束和捆绑自己的权力。我们粗略计算了一下，自 2002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仅第一财政）就翻了约 9.5 倍，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39％，而同一时期的我国的 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7%。

动议修法，14 年不成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是1994 年 3 月 22 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于 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三）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做到规范、公平、公开。

这次重启预算修法，与上次由人大单独牵头起草有很大不同，而是先由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先分别起草一份草案，最后在2010年出拼出一个双方共同认可的修正案（草案）初稿，随后又在国内一些部门和专家学者之间小范围地闭门征求意见，进行修正。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在国民收入的三大构成部分中，企业利润或/和居民收入份额自然会下降。

这一《预算法》和《实施条例》，构建了迄今为止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的基本框架，其实质是确立了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全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势头。

就此而言，尽管修法旨在在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科学、完整、健全和监督方面做一些推进，但目前看来，离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立法精神尚有距离。也许很多网民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只有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我国现有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一些民生问题，如房价过高，物价上涨过快，收入分配差别过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保的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和覆盖面不够，乃至普通民众的老三难（上学、看病、就业）等民生问题，以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不断发生且屡治不果等社会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以根治。当时，每年政府财政的总盘子还只有 5000 多亿元。2011年12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

国家统计的数字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三，由于在目前的预算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社会公众来说不公开透明，每年的财政支出和项目建设资金也不受任何（包括人大代表）的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这就为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预留了空间、机会和可能。

这次预算法的修订，最后由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来操作，由财政部结合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和其他有关部委的官员的意见来起草，本身是否有政府机构自己给自己量身定做袍子之嫌？如果政府部门自己给自己定做法律规范，本身就很难打造出真正能束缚自己脑袋的紧箍咒。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一些民生问题就会不断出现，并积累了下来。

一个国家的预算法，其实质是给政府尤其是财政税收部门所制定的约束和监督其行政行为的制度规则。仅这两项加起来，政府的收入就已经高达 13.5 万亿了。

近些年来，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不断发生，屡治不果。我们期待它早日公开征求意见。然而，这一最初修正案草稿招致了有关部门的质疑和抵制，后来被束之高阁。这种种弊端和问题，被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主任高强归纳为六个方面：对预算编制完整性缺乏明确表述。

其次，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政府财政总体上来说主要还是建设财政和发展财政。（五）严格预算执行，规范预算调整，完善预算审查监督。

尽管进一步深化改革目前已经成了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但是，多数网民还是较多关注关系到自身生计的一些民生问题。1995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第三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即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预算、决算都要依法向社会公开。尽管中纪委、审计署和反贪局对政府公务员的贪污腐败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贪污腐败案件仍不断曝光。